“唱唱反调[The Quibblers]”·【完】： ”Перемен[改变]“----再谈“罗得岛主义”

修改于2022/03/13253 浏览剧情讨论

整合运动中决委宣传司整编

此文首先献给我的朋友，B站的库尔佐夫斯基，维-伊-叶琳娜同志，罗格斯-安德森，栖迟玄靓，NiR0_26，感谢各位的支持。

【一】

人是什么？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到人类自己千百年来都没能回答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这种模棱两可，为某一群人去排斥另几个或几群人----将某类人定义为“非人类”或者“低等人类”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操作空间。在历史上，这种逻辑被无数次地用来为各种压迫和奴役正名，欧洲殖民者为了解决黑奴贸易的伦理难题就曾引用过圣--经--里关于人类祖先的传说----非洲人是被上--帝--诅咒的人类先祖之一，“含”的后代，所以他们便该做奴隶。这让人想起了《银翼杀手》中的“沃伊特·坎普夫测试”，被测试人必须对小牛，狗，蝴蝶这些动物表现出怜悯，而对黄蜂应该不留情面，就像......巨人粉丝圈子里喜欢亚妮，在舟游圈里喜欢，想要整合运动和小塔就是犯罪，女性必须为忤逆男性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对自身母性的丧失感到悲哀一样，这样才能被判定为良善的真人。因为在大众文化中，牛和狗被认为代表勤劳和忠诚，蝴蝶代表了美，而黄蜂则因为它的毒则代表了恶毒，但实际上黄蜂并不是一种强大的生物，它不能严重威胁到人类，也没有主动攻击人类的倾向。黄蜂的毒刺不过是一种防御工具，只是它们在执行防御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略带暴力的策略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主流社会集体潜意识所青睐的判定个体人是否为“具备社会生存能力的健全人”的共情对象只限于一些不具备所谓实际攻击性的符号，这些动物要么野性已经被奴性取代，成为了人类的附庸，或者天生就没有防御能力。对于人类而言，共情既是一种自我投射，也是一种自我确认，在对顺从者的共情，以及对主动防御者的仇恨中，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正义“观：

”和平【人道】即正义，暴力即非正义，顺从【一系列秩序，道德/法律】即正义，忤逆【反抗】即非正义，弱者即正义，强者即非正义“

如此的重点在于，当泛化的和平成为集体潜意识的最高准则，秩序就不允许再被改变。以”不列颠铁娘子“----修屋顶夫人和“美伶宗”罗纳德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圣经中提到的对他人过度地爱，他们声称这种爱必须保持在某种合理的范围内，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爱别人”这一命令的地位，这个不可能的命令注定要沿着康德的著名公式发挥作用，也就是从“你可以这么做，因为你必须这样做！”转而变成“你必须只做你能做的事，而不扰乱你来之不易的安稳”，从一种积极向上的诉求成为一种所谓的“现实主义战略考量”。和平【人道】主义在当今全球如此盛行的原因则很简单----每个弱者都害怕失去自己的既得财产。显然，像沃伊特·坎普夫测试一样，这样的”正义“观【和平/人道主义】的根本目的便在于把那些对于现今人类集体中利益分配关系与主流意缔劳结统治地位不满，有可能对现有秩序发出挑战的”感染者“清除出去。压迫者对待反抗无非是两种方法：1.通过摧残和杀戮进行肉体消灭，2.通过同化教育抹杀个体的身份认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压迫者将自己伪装成圣洁的皇女与英勇的刑警，入侵者会把自己伪装成某泛民族地区的保卫者，方法很简单，就是对真实的历史避而不谈，用贵族优雅的姿态，精致的华服来掩盖野蛮的曾经。这样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只要伪装成功，便可以得到大多数”精神弱者“无条件的，来自生理本能的认同与拥趸。这些彻底谴责暴力，将暴力斥之为坏的做法是登峰造极的意识形态操作，它是一种神秘化，一种共谋地令社会性暴力的基础形式隐形化的神秘化。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展示了对各种纷扰形式的极度敏感，另一方面又能够动用一大堆注定使我们对真正最残忍的暴力形式变得迟钝的机制，这些机制便常常悖论式地以对受害者的和平/人道主义同情的形态出现，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疾病。一个真正的政--治--姿态应该是主动的，它施加和实现理想，反之，和平/人道主义的无能狂怒是被动的，它是对真正的改变的无能回应。人们一定要了解主观暴力和系统暴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意义在于，暴力并非某些行动的直接属性，它分布于行动与行动背景之间，活动和静止之间，同个行动可被视为暴力或非暴力的完全取决于它的背景，毕竟有时一个看似和善的微笑要比情绪爆发更暴力。

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看到被自己创造的科技毁灭的可能，而对核战争毁灭性后果的预期使人类暂时避免了三战，并且维持了截止到22年2月22日半个多世纪的总体和平，和平/人道主义便是在这一阶段成为所谓的普适价值观，但这样的总体和平实际上则是各大国均势的结果，是建立在弱肉强食之上的妥协，丛林法则带来的问题最终还是只能用丛林法则来解决，人类并没有超脱自然规律，无数的事实向人们预示着，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大部分人类都会重新成为砧板鱼肉，到那时，所谓的主张”暴力犁过的地寸草不生“的和平/人道主义恐怕没有办法阻止某些”人--上--人“对于其他人的宰割。讽刺的是，和平/人道主义最有力的策源地恰恰是那些曾经或此时仍然是征服者的国家，而美利坚还是战后全世界发动战争最多的存在。

和平/人道主义鼓吹人的慷慨与内疚，以难--民---问题为例，欧洲国家应该向难民敞开心扉，特别是考虑到是他们沦落至此的根本原因是欧洲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化。以上这种呼吁往往有一种奇怪的经济推理，如欧洲需要移民以继续扩大经济和围绕人口的修辞相结合，但细究起来，这种论调真的更适合纳--粹--，就像过去他们经常说的那样，“我们的出生率正在下降，我们民族正在失去活力”一样等等。抽象的和平/人道主义的隐性利害关系很明显，也就是他们遵循如下态度：让国家对移民开放，但只是一种绝望的措施，以避免实际需要的激进变革，维持他们自己的自由资本主义旧秩序。和平/人道主义者中间一般流行着这样的逻辑，他们拒绝讨论任何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以及所生存文化圈上的差异，认为这是一种反--动--的立场，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中每个人的基本身份，并且还要求其他人尊重像难民和感染者这样的“可怜人”的具体文化身份，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给他者”，他们一个明显的反驳是，和平/人道主义者口中的“我们”和他者的方式是不对称的，因为“我们”的方式是霸--权--主义的，但如此便忽视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在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中人具有的普遍性的地位。诚然，在很多方面，难民和感染者是一个卓越的他者，一个严格的圣--经--意义上的他者，他们沦为赤裸裸的存在，没有财产，没有家，没有社会中的确定位置。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普遍性，因此，如何与他们相处便表现出的是如何与人类本身相处。他们不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与普罗大众不同，就像所有的人群都彼此不同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是最为特殊的。但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去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在这里是走向同一的。难民和感染者在物质上是赤-裸--的，他们被认为是普遍的，无根的，但同时也被困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陷入原--教--旨--主义提供虚假出路的僵局。

而实际上，和绝大多数的一般分析者认为的不同的是，难民和感染者绝不是无--产--者，尽管阿兰·巴迪欧和其他学者声称游牧无--产--者是未来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但无--产--者之所以是无--产--者，是因为他们被剥--削--，他们是资本价值化的关键时刻，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与具有流--民--性质的难民和感染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仅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而且作为全球资本的无价值的剩余部分，简直是一文不值，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化过程。就全球资本的流通而言，难民和感染者被置于一个剩余人性的位置，一个剩余价值的镜像，任何和平/人道主义的帮助【医师的关怀/改良】都不能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真正的问题只有整个国家与社会格局的重构才能做到。对难民敞开国境，对感染者仅仅给予药物的慰藉和心理的同情，把一切都归功于泰拉大地的残酷是一种廉价的方式，因为只要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对产生难民和感染者问题的世界局势与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无所作为，在这层意义上，罗得岛主义【和平/人道主义】的虚伪与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拒绝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假性是一样的，其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虚假和伪善，所有关于人类如何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构成威胁的讨论本质上也只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心，地球本身，盖亚识对此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即使人类真的像银翼杀手里一样摧毁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也只是降临在人身上自己的天灾，与这个蓝色星球本身无关。当我们担心环境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剧烈改变。人类想确保的是自己生活的质量和安全。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1937年1月17日－），1937年1月17日出生在摩洛哥拉巴特，法国哲学家，坚定的马主义学家，欧洲研究院教授，是前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主席，与乔治·阿甘本和齐泽克一样，巴迪欧是大陆哲学部分反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寻求重新获得存在、真理和主体的概念，他声称他所寻求的概念既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也不是现代主义的。

罗得岛主义【和平/人道主义】和深度神态学的拥趸把自己当作所有生物的总代表，他们占据了一个类似于白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虚假立场，他们在无情地拒绝自己真正的文化身份，并要求其他人也宣称他们自己与之相比较为狭隘的身份，说白了就是“占据道德高地”，因此在这里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那些被视为“弱者”，“可怜人”，“受压迫者”的个别人群的廉价人道主义感伤，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电影《寄生虫》就很值得一看，这部作品避免了弗兰克·卡普拉对个别人群的任何理想化，庸俗化的幻想。我们应该在这里把内容和形式对立起来：在内容层面，上流社会的人们，例如罗得岛毫无疑问在道德上是优越的，他们体贴入微，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下层社会的人们，如整合运动实际上就像是副产品，侵入，操纵，剥削富人的生活，然而在形式的层面上，上流阶层是有特权的，他们有能力去，有余裕去关心和帮助别人，而劣势者则被自己生活的物质环境所逼迫，经常做出了不太友好的行为。男人中常见的反女--权--主义抱怨也是如此，就像是《络新妇之理》中益田对于美江的态度，”我以一种善良的，非歧视性的方式对待女性，可她们却对我咄咄逼人“，当然会是这样啦，因为歇斯底里的姿态对于她们来说往往是她们进行反抗，抵制的唯一手段。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处于顶层的人才能负担得起罗得岛主义【和平/人道主义】的，虚伪的善意与同情。因此，解决感染者问题和难民问题等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的方式从来都不是玩人道主义游戏，而是要首先改变”为什么现在的情况需要人道主义“的状况，正如爱尔兰文学大家王尔德在他的《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的开篇所讽刺的和平/人道主义伪善那样：

”当人们发现自己被可怕的贫困，可怕的丑陋和可怕的饥饿所包围，难免要为这一切而强烈震撼。因此，他们怀着令人钦佩的，虽然被误导的意图，非常认真和感伤地开始着手补救自己所看到的邪恶，但他们的努力无法消灭这一切，而只是让它持续存在，所以，这些人的补救措施是这场灾难的一部分。他们试图解决问题，例如让穷人活着或者建立学校愚弄穷人，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这些努力让问题变得更难得到解决，而正确的目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尝试重构社会，使贫苦成为不可能，但利他的美德明显阻碍了这一切。“

弗兰克·罗素·卡普拉（英语：Frank Russell Capra，1897年5月18日－1991年9月3日），意大利裔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一共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达3次，加上提名达6次；奥斯卡最佳影片奖2次，加上提名达6次，以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1次。他是仅次于约翰·福特，史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得奖第二多的导演。他有“好莱坞最伟大的意大利人”之称，被认为是美国梦实现的代表人物之一。

和平/人道主义是对丛林法则的否定，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弱肉强食的实际呢？很多人，像是罗得岛喜欢强调实然不等于应然，可是反过来应然也不等于实然，有时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不会自然发生，而当人类在同病相怜的心理过程中，不断地认同，强化自己的弱者身份时，人实际上就已经在逐步失去了改变现实所需要的那种粗粝的精神。我们沿着历史回溯，人类的发迹史其实便是弱者抱团驱逐强者的历史，人类文明开始于集体对于大型动物的围猎，我们的祖先可以纠集成百上千的个体，利用这样的数量优势去屠戮那些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兽类。这种合作以工业生产和科技的方式被传承了下来，人类今日生存所需的一切不仅包含了集体的劳动，同时也传承了智人祖祖辈辈的智慧结晶，例如镇暴者手中的赤霄和般若盾，弩箭与枪便是集体和历史为他们配备的帮手。然而仅仅依靠抱团并不足以使人类的繁衍速度不断增长，各方面上升，成为这颗星球上最强大的族群。第一个提出去围捕野兽的人类和第一批执行围猎的人都需要克服铭刻在基因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会因为抱团而消失，克服它还需要在一种叫”勇气“的东西。

如果人类一步步提高自己在生物界地位还可以勉强借由不断扩大的族群来完成，那人类为反抗自然而进行的科学探索与研究就只能解释为一种向上的理性，这种理性在那些为反抗压迫和奴役而勇往直前的斗士身上，在那些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恶魔之子“和”暴徒“身上，以及在每一个为改变自己境遇，而努力奋斗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强者精神，一种引领人类不断超越的精神，而真正的共情能力，不是一个弱者对另一个弱者的同病相怜，也不是鄙视自身身份的人对高位者的卑躬屈膝，它不仅应包含对于他人痛苦的真切感受，还更要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共鸣。

人类社会总是在某种秩序下运行，可实际上人类建立过的任何秩序都天然趋向于两极分化，于是我们看到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种秩序走向崩溃，最终被另一种秩序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企图维持旧秩序的“剑与天平【制度，法律】”，“治愈大地伤痛的良药【道德】”都实际上放任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因而加速了旧秩序的破产。换言之，当和平/人道主义被当作一种维--稳--的工具的时候，它从长远来看是与和平这一目标相背离的。如果要维持一种天然就会走向分裂的秩序，那就需要一种主动的反作用力，这种弥合的力量要求皇女，兔子，龙和猞猁们不能因为害怕挑战而用各种奴隶道德去弱化，贬低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也要求处于下层的人不该因为害怕失去本就不多的所有而逃避竞争。在这种理想情况下，强者之间的精神共鸣会促使人们互相伸出援手，互相成就，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只能在活跃的潮流中维持长久，更重要的是，个人也只能在有希望和盼头的斗争和挑战中获得积极且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