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晚期的战略变化——崩溃的前夕

公元2世纪之后，罗马公民的参军欲望持续下降，历史记载这一时期的公民逃兵现象颇为常见，同时受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罗马人更倾向于少育或不育，更进一步是边境防御削弱，大量日耳曼人和高卢人开始进入边境定居。

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式进入群雄割据的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台，军队成了夺取皇位的唯一手段，相应的，蛮族由于其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往往有着较高的战斗力，反而更受到各军阀的喜爱，这也导致军队中的罗马成分进一步稀释，原罗马军民大多对蛮族抱有鄙夷、敌视的态度，与塞维鲁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记载："（罗马）城内挤满了成群的五光十色的军人，相貌野蛮，说一些令人讨厌的意思颠倒的话语，举止行为粗鲁。"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蛮族与原本罗马居民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在这一冲突中，原本的罗马公民成为了失败者。以"士兵"身份被吸纳进罗马帝国的蛮族，通过军事势力更进一步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些新的蛮族士兵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意识，更遑论对帝国保持绝对忠诚，导致了罗马帝国更进一步的分裂和衰落。

进入到3世纪，帝国内部已经极不稳定，多次面对叛乱而陷入内战（最严重的235-284年间更替了26位皇帝），罗马大部分的力量已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此时帝国的防御政策也从前进防御变为了纵深防御，一方面此时驻扎在边境的军团实力大不如前，在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威胁时很难靠单一军团击败敌军，主动进入敌人纵深更是不现实，另一方面帝国中央也有意削弱地区边防军的实力，来维持政治稳定，所以3世纪之后的防御工事大多修建在境内，而且较于以前，功能更加齐全，从以往的机动营地逐渐向永久性堡垒转变，虽然边防军的实力是一弱再弱，但是凭借强大的工事，在面对大多缺乏攻城武器和纪律的蛮族面前还是保有充分的优势。这种防御体系把军事核心和政治核心结合，它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安全，但是牺牲了外部的安全。把敌人一次次放进帝国境内进行会战势必会影响后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这种战争的代价无形中被人民负担了。纵深防御依赖于一支强大的中央野战军，这支庞大的军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承担这支庞大军队负担无疑是最底层的平民，但是这支军队却又不能良好的保护底层平民免受战乱——毫无疑问它们是为帝国最高权力机构服务。帝国的财政公平和效率依赖皇帝和各级首长施加的政治压力，一旦这种压力消失各种贪污和舞弊行为就层出不穷，这种成本短期内并不显现，但是积累长时期下来就会损伤社会财富，个人财富没有保障，和帝国的纽带也因此不牢靠了。这种情况会渐渐侵蚀帝国的后勤基地，削弱部队战斗力而使帝国的防御陷入恶性循环。

日耳曼长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