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城邦地理》第六期 翡翠之岛 明日方舟第九章相关考证

歌单分为两部分。A面收录爱尔兰传统民谣，B面收录民族主义歌曲。

「Emerald Isle: Side A」: https://y.music.163.com/m/playlist?id=6991902247

「Emerald Isle: Side B」: https://y.music.163.com/m/playlist?id=6978555875

作为第九章故事的主舞台，塔拉之名来自位于今爱尔兰米斯郡的塔拉山（Cnoc na Teamhrach，Hill of Tara）。根据传统，历代爱尔兰至高王（Ardrí na hÉireann）需要登上塔拉山，在命运之石（Lia Fáil）旁完成加冕。传说中，若加冕者是被选中的“真王”，命运之石便会发出三声咆哮。塔拉一词源于古凯尔特语 Temris，意为圣域。最后一位在塔拉山上加冕的至高王是迪尔马特·麦克·赛博尔（Diarmait mac Cerbaill，?-506），皈依基督教后，爱尔兰至高王不再经由传统宗教（异教）仪式加冕。

游戏中塔拉盖尔王的原型推测为爱尔兰至高王。至高王（Ardrí）即盖尔（Gaelic，可理解为西北支凯尔特人）世界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爱尔兰、苏格兰及布列塔尼地区都曾有至高王头衔。与东方的皇帝不同，其“众王之王”属性仅会赋予至高王有限的世俗权力，而更多体现在宗教性、礼仪性的地位上。最后一位公认的爱尔兰至高王是康诺特的罗德里克·奥康奈尔（Ruaidrí Ua Conchobair, 1116-1198），在随后的盎格鲁-诺曼入侵（Ionradh na Normannach ar Éirinn）中，传统的爱尔兰政治体系被严重摧毁。

塔拉山在爱尔兰文化中享有重要地位，也被认作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象征。1843年，爱尔兰民族领袖、“解放者”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75-1847）在塔拉山主持了一场主张爱尔兰自治的示威集会，吸引了近75万人参加。

可能与爱尔兰莫纳亨郡 Monaghan 相关，郡名得名于首府莫纳亨，二者来源于爱尔兰盖尔语 Muineachán “多丘之地、小丘环绕之地”，形容该地地形。EN服翻译中的 knoll 来源于古英语的 cnoll，同样指代小丘这一地形。该郡1585年成立，如今位于爱尔兰共和国东北部阿尔斯特省，为米斯郡的北邻。

以地理特征为作名，且有塔拉贵族来自于此，其原型可能是英格兰的康沃尔郡（Cornwall，当地凯尔特语/康沃尔语称 Kernow）。康沃尔郡位于不列颠岛西南康沃尔半岛，其名源于古凯尔特语的 karnos，意为角，即“岬角之地”。

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原住民被称作布立吞人，取自古凯尔特语 *Pretani，意为纹身者。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登陆后，布立吞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向西南收缩，汇集于康沃尔地区。据2001年人口数据统计，约有14.7％的康沃尔郡居民是康沃尔（布立吞）人。

*与此同时，自我认同为康沃尔人者占比高达52％。

考虑到泰拉世界的维多利亚帝国瓜分了高卢，半岛郡也可能指向法国布列塔尼（Bretagne，当地凯尔特语/布列塔尼语称 Breizh），或是历史地区阿莫里凯（Armorica，源自高卢罗曼语 Aremorica，大意“滨海之处”）：布列塔尼歌曲歌词 Tra ma vo mor 'vel mur 'n he zro（庇护于大海温柔的怀抱里）便提及该地半岛地形。干员熔泉档案中提及的西尔军校，猜测neta自法国圣西尔军事学院，于二战被毁后自巴黎附近的圣西尔移址至布列塔尼大区首府雷恩附近。

布列塔尼与康沃尔皆是凯尔特联盟（Conradh Ceilteach，国际组织）成员。法语 Bretagne、布列塔尼语 Breizh 的词源同为拉丁语的 Britannia，意为布立吞人的土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部分布立吞人迁于此岛，因而该地被称作 Britannia。为作区分通常将不列颠岛称作大不列颠，将布列塔尼半岛叫作小不列颠。

*顺带一提，位于布列塔尼西南部的科瓦努耶（Cornouaille）地区，其词源与康沃尔相同，亦是“岬角之地”。

在本章与故事集“如我所见”只言片语中提及的康纳郡，其原型猜测为英格兰肯特郡 Kent，取自其古称 Cantio，意为边界、海岸。或是爱尔兰康诺特郡 Connachta，取自爱尔兰传说中的百战之王康恩（Conn Cétchathach），意为“康恩后裔所居之地”。

Outcast 提及的高卢首府林贡斯，其名应是取自林贡斯（Lingones）部族。作为高卢部落中的一支，林贡斯人大致分布于今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一带。其词源为古凯尔特语的*leng-，意为跳跃，以林贡斯人善于让马“凌空腾跃”的本领而得名。

林贡斯人在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化，并建造起大型城市、发行铸币。其首府位于今法国朗格勒（Langres）地区，古称安特曼图努姆（Andematunnum，意为 great path），是高卢地区十二条罗马大道（viae）的交汇处。林贡斯人建造了连接各聚落的道路网、神庙、军团驻地等设施，罗马世界最大的圆形剧场（直径约150米）也建在林贡斯地区。公元5世纪前后，林贡斯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下走向衰落，但安特曼图努姆并未消亡。该城在法兰克统治时期更名为朗格勒，在早期法兰西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启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1713-1784）便出身于朗格勒。

可能参考了高约309.6米（1016英尺）的伦敦碎片大厦（the Shard），碎片大厦共有95层，其中72层以上为尖顶。2012年3月30日建成时为欧洲第一高楼，现（2021年）为欧洲第七、英国第一高楼。

碎片大厦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1937- ）提及大厦的设计初衷为描绘“泰晤士河畔的尖顶状雕塑”，以18世纪威尼斯画家卡纳莱托（Giovanni Antonio Canal）所描绘的伦敦教堂的尖顶以及帆船桅杆为灵感、与铁道相呼应。这一设计设计遭到了英格兰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的批评，称该建筑像“直直插入伦敦历史之心的一块碎玻璃（shard）”，碎片大厦的名称由此而来。皮亚诺则认为这座大厦将与伦敦历史建筑相得益彰，得以勾勒出伦敦多样的天际线。如今，碎片大厦已同伦敦塔、特拉法尔加广场、伦敦眼等一同成为伦敦的地标。

源自德语 Sturmtruppen 或 Stoßtruppen，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兵种，1915年3月首次见诸记录。德佬语境中 sturm 为“突击”含义，一般译为突击兵/冲锋队。英译则为 Stormtrooper 与 Shocktrooper，前者与风暴相通，故有此汉译。

深池的徽记疑似参考了爱尔兰标志性的三叶草（酢浆草）和三曲腿。

*深池的原型在往期中也有提及，即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 Dublin，其名称来源于爱尔兰盖尔语 dubh “深色”与 linn “池”，形容流经都柏林城的利菲河深处水色。诺曼入侵后，都柏林取代塔拉成为爱尔兰的政治中心。都柏林的现代爱尔兰语称 Baile Átha Cliath 来自988年于都柏林城南部建立的殖民地，意为 Reed Hurdles 拥有的城市，其与 Dubh Linn 最终合而为一个城市。

模仿古老米诺斯军制建立的深池伙友卫队，参考自古马其顿的伙友骑兵（Εταίροι，一译王伴骑兵）。作为传统，历任马其顿国王会挑选一些善于马术的、关系亲密的贵族子弟，或是深受信赖的普通公民，将他们征召到近卫军中。这些战士被称为伙友（φίλοι），他们会分配到优秀的装备与战马，陪同国王一起作战。

伙友骑兵装备有长达3-4米的绪斯同骑枪（ξυστόν），骑手马术高超，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的冲击骑兵。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国王亚历山大看准波斯大军切换阵型的时机，率伙友骑兵向大流士本人发起冲锋，大破其长生军卫队（Anauša，为萨尔贡长生军的原型），一举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伙友骑兵也凭此一战成名。

*也有说法认为长生军可能是误译，希腊史学家的情报来源弄混了 anûšiya（伙友）与 anauša（长生）。

琴（harps）与柳（willows）的联系，偶可见于旧约圣经诗篇137篇的部分译本，如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KJV）。

约公元前597-586年，新巴比伦王国/迦勒底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二次征服犹大王国，并于第二次征服脱离新巴比伦投向埃及的犹大王国时摧毁耶路撒冷城。大批犹太居民被掳至巴比伦，直至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攻破巴比伦，犹太人方才得释回乡。巴比伦对待除反叛王室外的犹太人相对宽松，但严禁其返回故乡：由此，这段“巴比伦之囚”的历史视作犹太民族流离失所的苦难，也留存了诸多文化作品与宗教发展的见证。诗篇137篇便记录了这段历史，将琴挂于枝端亦表明拒绝服从占领者的决心。

乔伊斯于1920年的书信中自称《尤利西斯》为“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文中不乏将大英帝国治下的爱尔兰与诗篇中流亡的犹太人作比的片段，如第3章：

与第17章：

需指出的是，虽然部分圣经译本译为竖琴与杨柳，倘若参考希伯来语版本，实为齐特拉琴与胡杨（古希伯来语中杨与柳的词义曾有互换），现代诸多译本已更改。柳学名的种加词 babylonica（巴比伦的）即来自祖师爷林奈的误解。在此推荐物种日历中顾有容老师所作“它看着文明次第消亡，自己也在消亡”一文，对胡杨与柳的关系有着十分明确的阐释。

而爱尔兰文学家对琴与柳这一概念的偏爱，也许更源于这两者在爱尔兰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Saileach，现代爱尔兰语（Modern Irish）之“柳”，来源于古爱尔兰语（Old Irish）柳 sailech，可追溯至原始凯尔特语 *salixs、原始印欧语，与拉丁语“柳”salix 同源。

“柳”作为通称，一般指代杨柳科 Salicaceae 模式属（“杨柳科科长”）柳属 Salix L. (1753) ，狭义的柳则指代原产华东、华北与朝鲜半岛的 Salix babylonica 这一种。柳属属名模式种为遍布亚欧大陆的白柳 Salix alba，不列颠群岛也有引种。

凯尔特文化注重柳扦插易生长的性质，公元4-10世纪爱尔兰所使用的欧甘字母的第四个字母、凯尔特树历的5月（4月15日至5月12日）所对应树种均为柳树。

叶芝亦于1889年发表名篇《在柳园下》（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爱尔兰语 Gort na Saileán），来自叶芝所记录某位老妪哼唱的民谣，可能改编自歌曲“漫步的快乐男孩”（The Rambling Boys of Pleasure）。其中 salley 沿袭自标准英语 sallow，表柳属植物，与爱尔兰盖尔语 saileach 发音接近。

干员琴柳本名简·薇洛（Jane Willow），其姓氏也意为柳。Willow 沿袭自古英语 welig，可追溯至原始日耳曼语 *wel-，可能与“弯曲、柔韧”词根有关，指代柳属植物可供编织的柳条性质。

而关于琴柳的本名，在其语音中也曾提到主人公与简·薇洛同名的英国浪漫小说，应是指向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写著的浪漫主义名作《简·爱》（Jane Eyre）。

此外，颇具文学少女气息的简妮小姐，在剧情中还曾提到另外一部文学作品。

《骑士艾凡赫传奇》， 即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写著的骑士小说《艾凡赫》（Ivanhoe，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讲述了英格兰骑士艾凡赫在侠盗罗宾汉的助力下，挫败了邪恶贵族谋图推翻狮心王理查的阴谋诡计，最终功成名就、荣耀加身的故事。

若论竖琴与爱尔兰的因缘，一说可以追溯至13世纪的吟游诗《携来吾王的竖琴（Tabhroidh Chugam Cruit mo Riogh）》。

该诗由十字军战士、吟游诗人吉尔布里德·阿尔巴纳赫（Gillebríghde Albanach，fl. 1200–1230）写著，赠予彼时的托蒙德小国王唐查德·奥布莱恩。据13世纪末的维茵巴赫（Wijnbergen）纹章集中记载，爱尔兰至高王使用的是一枚蓝底金竖琴图案的纹章。后世的英王亨利八世继用了这一设计，将竖琴图案定为爱尔兰的象征。爱尔兰伦斯特省（Leinster）的纹章则为绿底金竖琴。

早期的民族运动作品中已多有使用竖琴这一意象，往往象征着日薄西山的爱尔兰传统文化。像是这首广为传唱的小调《曾经响彻塔拉的竖琴（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

该曲谱写于19世纪上半叶，为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所作。在前文提及的1843年塔拉山游行中，一位琴师随游行队伍演奏本曲，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琴柳的相关剧情及档案中，多次提及她是仪仗队所属的掌旗手，一位通过层层选拔的精英，不可谓不耀眼。而相对地，在现实世界中的旗手一职从古至今也一样享有崇高的荣誉。究其原因，首先要从他们手中军旗的作用说起。

在通讯设备未有当代发达的，发布命令全靠喊，侦察只有目视的古代战场，当指挥官需要掌握敌我单位位置以及发布命令变换阵型时，经常需要醒目的标识物来指示位置。作为这个标识物的，就是色彩鲜艳，形状图案醒目的军旗。在战斗中，指挥官们只需改换旗手的位置（通过口头命令或者音乐信号，后者多见于线列步兵时期），而士兵们会被命令跟随军旗前进，或聚集在旗帜周围来保持队形和凝聚力，这提高了命令执行的效率。

除了实际战场上的使用，军旗作为部队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常常承载着漫长历史中的赫赫战功和优良传统。在许多国家，部队军旗通常会在仪式上由国家元首授予。因此在战斗中丢失军旗不仅仅是对部队本身的奇耻大辱，更可能由于失去集结标志物而崩溃。

由于军旗的双重重要性，作为旗手携带军旗成为了一份荣耀又危险的职务，他们常常会成为敌人的优先目标。因此，旗手一般由一位军官，通常是少尉担任（英语中的少尉 ensign 也可作掌旗官解释，来源于古法语 enseigne，后者来源于拉丁语 insignia，意为标志和信号。），为了确保军旗安全，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的护旗队（Color Guard）更会尽最大限度保护军旗。因此，在战斗中夺取敌人军旗被视为异常英勇的行为和相当高的荣誉。

所属皇家苏格兰灰骑兵的查尔斯·尤瓦特少尉（Charles Ewart）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夺旗者之一，他在滑铁卢夺下了当日联军夺取的两面鹰旗之一。在战后他载誉而归，在欧洲各国巡游演讲，同时被从军士提升到少校。他所属的部队也将鹰徽加入其徽章中以纪念夺取鹰旗。在今天，爱丁堡的街道上还有一家酒吧以他为名。

名字可能源自两位著名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与谢默斯·希尼（Seamus Justin Heaney，1939-2013）。希尼生于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德里郡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为阿尔斯特诗派的带头人，且作为诗学家对叶芝的作品研究颇深。

剧情中威廉姆斯撰写的诗句，引用自叶芝于1909年撰写的《一位朋友的疾病（A Friend's Illness）》。叶芝在日记中两次引用了这首诗，一次是在回忆他的母亲，苏珊·玛丽·波雷克斯芬时，“这不仅仅关系到亲情。她曾是我的母亲、朋友、同胞，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的世界。”另一次是在得知他的挚友，剧作家伊莎贝拉·奥古斯塔（同他一起写凯瑟琳·霍莉安的那位，将会在下文提及）身患重病，险些离世之时，“……这总是使我悲恸，直至泪眼模糊。而我能体会到他的哀伤，就好似见证了生命的价值永远消逝了一样”。

即叶芝于1893年出版的故事集《凯尔特的薄暮》（The Celtic Twilight）。书中记载有叶芝在西爱尔兰游历时搜集到的，关于精灵（仙人）与鬼魂的传说故事。文章标题取自尾篇诗文《踏入薄暮》（Into the twilight），也被用作凯尔特文学复兴运动的别称。

*汉语中无与 Twilight 完全对应的词汇，本作也有《凯尔特的曙光》、《凯尔特的黎明》等译名。《凯尔特的薄暮》为通译名。

干员苇草（Reed）的代号或许也源自叶芝1899年诗集《苇间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此外，档案显示苇草生日10月16日，这个日子既为出生于都柏林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1854-1900）的生日，也是爱尔兰国父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1890-1922）的生日。

回答引用自谢默斯·希尼的《香豌豆》（Sweetpea）一诗。该诗收录于他的第六部诗集《史泰逊岛》（Station Island），于1984年写就，赠予北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Brian Patrick Friel）。现已被用作日常短语，多见于讽刺。

《风吹麦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一诗由诗人、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现为都柏林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罗伯特·乔伊斯（Robert Dwyer Joyce，1830–1883）所作，背景为1798年爱尔兰起义。一说麦浪意象即来自叛军所携带的麦粒口粮，在其战死就地下葬后发芽生长。罗伯特·乔伊斯因支持反抗活动险遭逮捕，故启程前往美国，尔后返回爱尔兰，于1883年在都柏林去世。原诗与同名歌曲歌词略有差异。

2006年同名电影台词（一译《风吹稻浪》），背景为1919-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英爱战争）与1922-1923年爱尔兰内战：

主角达米安·奥多诺万目睹其邻居兼好友、17岁的米哈尔·奥苏利文被黑棕部队搜查盘问时，因坚持使用盖尔语而非英语报出自己姓名等原因，而被拖入鸡棚处死，守灵时亲人佩吉清唱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歌曲。

处决泄露信息的西尔莎的剧情，部分对话大概也参考了电影中达米安处死告密者汉密尔顿爵士与克里斯·赖利的片段：达米安的好友克里斯·赖利在乡绅约翰·汉密尔顿爵士家中做工，因受胁迫而向雇主汉密尔顿爵士、军官哈里斯与比尔透露共和军藏身地点。

电影剧情除参考历史事件外，深受作家沃尔特·梅肯（Walter Macken，1915-1967）成书于1964 年的小说《烈风》（The Scorching Wind）影响。

* 《风吹麦浪》中出现了威廉·布莱克的诗歌：

此外，现实中英军勋略一般位于左胸、武装带从左肩至右侧便于右利手取武器，立绘架空服饰中饰绪（aiguillette）佩戴的方式和枪绳类似，怀疑参考了镜像后的现实服饰。军帽则近似德国国防军。

角色立绘绿白橙色的勋略虽与爱尔兰共和国国旗颜色相似，但如若参考现实的英军勋奖略章/绶带，则可能为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奖章/南非战役奖章（King's South Africa Medal，KSA）。三种颜色为作战地区的代表色，绿色和白色代表德兰士瓦共和国、橙色和白色代表奥兰治自由邦。第二次布尔战争奖章授予对象为1902年1月1日或之后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服役与1902年6月1日前服役18个月的部队。该奖章无单独颁授的记录，多与第一次布尔战争奖章（Queen's South Africa Medal，QSA）一同颁授。奖章有两种铭条（clasps），即绶带上刻有 SOUTH AFRICA 1901 与 SOUTH AFRICA 1902 的金属条，分别代表获得者1901年与1902年在南非服役；无铭条的奖章仅有近600名担任护士的修女志愿者获得。

布尔战争时期，爱尔兰军队曾被英国殖民政府遣往南非，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同时曾组织志愿军支持布尔人。

若以三星评价通关H5-4，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饰牌，其上写有 Dooooooooooog。

参考如上内容，这一饰牌致敬爱尔兰文学的瑰宝：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1922年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其文字来自书中第15章，以倒置的祷词表该段仪式亵渎天主（God）之意；饰牌介绍则可能体现尤利西斯打破传统的文学形式，开辟了语言试验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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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v3势力标语 the one who set the sun 与《尤利西斯》的无端联想：

落日，《尤利西斯》13章的意象之一，“东南方落山”句取自新芬党创始人亚瑟·格里菲斯（Arthur Joseph Griffith，1871-1922）对第一份爱尔兰民族主义早报《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标志的戏称。标志的设计初衷为“展现爱尔兰银行建筑后冉冉升起的自治太阳”：这座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宏伟建筑曾是爱尔兰议院所在地，1800年爱尔兰议会通过合并法案后，爱尔兰银行买下该建筑。建筑的大门朝向东南，为将“自治的太阳”与该建筑置于同一场景，设计者将其移至西北方。

该报于19世纪持激进民族主义立场，1892年《自由人报》与《全国新闻》合并为《自由人报与全国新闻》（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National Press），进入20世纪后刊载内容趋于折衷保守，因而部分民族主义者以“落日”代称《自由人报》标志中位于西北方的太阳。

Défense de cracher par terre et de parler breton（1971）提及的一种说法：

一张日期不明的海报，将禁止说布列塔尼语同五种防止结核杆菌传播的方式并列：

爱尔兰的民族意识与天主教信仰紧密相连，其缘由离不开英国政策中宗教压迫与强取豪夺的密不可分。约九成的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但其事务却由海对岸的圣公宗信徒管理。在其宗教压迫政策下，天主教徒能够拥有的财产被严格限制，且被剥夺担任公职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土地被重新分配给新教徒移民，工商业迅速退化，天主教徒被赶往拥挤的乡村务农。好在还能种植土豆，这种高产且适应性强的作物，仍足以养活大多数人。19世纪初，爱尔兰人口增至820万。

直至1844年，马铃薯晚疫病渡海而来。

全欧洲的农业都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减产，但只有爱尔兰发生了饥荒——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因其不单是天灾，更是人祸。在威斯敏斯特，保守的托利派力图保护英格兰的农业，拒绝进口廉价的外来粮食赈灾。自由的辉格派则盲目推崇放任主义，拒绝由政府出手直接干涉粮价。罗伯特·皮尔首相将饥荒视作打击政敌的武器，实际赈灾则漠然置之。查尔斯·屈威廉首相又将饥荒看作良机，用以教化“懒惰的爱尔兰人”。

济贫院形同虚设，更多担任着瘟疫的苗床。政府在以工代赈项目上开源节流，那些无人跋涉的路旁，随意堆放着爱尔兰劳工的尸骸。他们没有被埋葬，很多人都没有。传统的爱尔兰葬礼文化快速消亡。生者无力为逝者悲恸，他们或许就是下一个。

土地兼并无休无止，在英国军队的保护下，饥荒中的爱尔兰仍对外售出大量粮食。地主把付不起租金的佃户赶到街上，放任自流。1848起义没能掀起多少水花，这片深陷贫困与饥饿的土地已然无力反抗。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决定捐赠一万英镑的救济款，却遭英国大使劝阻——英女王仅捐赠两千，高过这个数会让女王丢失颜面。

大饥荒永远的改变了爱尔兰。约有逾一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近两百万人逃往海外。村落破毁，家族败落，凝聚着爱尔兰人的古老纽带土崩瓦解。西部诸郡受灾尤为严重，在戈尔韦、科克、克莱尔，村镇十室九空。议会斗争路线不孚众望，激进派结社日益壮大，为可能到来的武装起义积蓄力量。英爱关系彻底破裂，黑暗之年（Black '47）的痛楚被镌刻进记忆之中。变化在暗处酝酿着，也许不会很快，但总有一天会发生。

（本段大体内容译自rte.ie）

19世纪初的西欧，蜡烛作为一种相对经济的照明方式成为大多数家庭夜晚照明的首选。而公共街道的照明水平因照亮室外所需大量抹香鲸油成本之高昂而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当时城市的街道堪称黑暗与危险。抹香鲸油作为一种高质量的照明用油，已囿于成本与电气发展而弃用，但如今仍以光强单位坎德拉（candela，cd，即拉丁语蜡烛/原意为一支标准鲸油蜡烛的亮度）留存于生活中。

随着过度捕鲸活动严重影响全球抹香鲸等鲸鱼种群大小、鲸油的价格波动巨大，加之19世纪科技发展，更安全和更廉价的照明需求也促进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如城市煤气（town gas）的提取与输送。能源化工的发展可能使得抹香鲸避免了灭绝的命运，但时至今日对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开发一定程度导致了全球变暖。

19世纪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量居民，城市当局也逐渐将公共街道照明范围推至整个市区，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黑暗拥挤的街道上极高的犯罪率。由此，灯柱中煤气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以往的黑暗角落，而一个新的职业——点灯人（the lamplighters）——便就此产生。

以都柏林为例，一个世纪前，若有人黄昏时分徜徉于都柏林的大街小巷，几乎必定会见到一位点灯人骑着自行车或步行，以娴熟的技巧高举约1.5米至2米长、上有火源的马六甲白藤杆点亮灯盏。1929年，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奥苏利文（Seamus O'Sullivan，1879-1958）出版的诗集《点灯人》（The Lamplighter）中同名抒情诗歌便描绘了点灯人的工作内容：

夜深人静之时，点灯人经常遇到奇怪的人与事。例如他们有时会被昆虫爱好者们跟踪，其目的为捕捉聚集在灯下的稀有昆虫；某些时刻他们还能目睹一些更为可怕的事件，如夜幕掩护下的犯罪——1920年，新芬党成员、科克市长托马斯·麦柯廷（Tomás Mac Curtain，1884-1920）的谋杀案，正是一位点灯人目击嫌犯逃离现场。除此之外，点灯人偶尔会看到当时社会密不外传之事，如一些牧师深夜烂醉如泥、沉溺于温柔乡。

爱尔兰点灯人的夜班工作也使他们与众不同：当独立战争期间实行宵禁时，少数允许外出的群体便包括他们。正因如此，某些点灯人被爱尔兰共和军秘密招募以负责传递信息和走私枪支，其方法包括将枪支藏于灯柱内等。这一点也在剧情内（以相反的方式）提及。

用一位已故点灯人的话概括，点灯人“知道一切……看到一切（knew everything … seen everything）”，他们每晚的例行工作以破晓时分手动熄灭所有的灯而结束。如诗所言，当夜幕消逝，点灯人们将火苗悉数收回，以免寒冷黎明摧折星火之芽。

自20世纪初电灯取代煤气灯，点灯人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在都柏林，淘汰煤气照明的工程始于1912年，结束于1957年，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以保护文化遗产之名，直至1980年代，点灯人仍会在每晚点亮凤凰公园的煤气路灯。

爱尔兰历史上诞生过许多的拟人化形象，如希伯妮娅（Hibernia）、凯瑟琳·妮·霍莉安（Kathleen Ni Houlihan）、爱琳 / 艾尔（Erin / Éire）、黑发的罗莎琳（Dark Rosaleen）等。 在相关地标建筑和爱尔兰共和国奖章中，经常可以看到此类头戴冠冕、着披风与长裙女性形象。

1939-1946紧急状态服役奖章（An Bonn Seirbhíse Éigeandála，The Emergency Service Medal）正面可见牵着爱尔兰猎狼犬、执剑的 Éire，与服役奖章（An Bonn Seirbhíse ，The Service Medal）正面为授予士兵月桂环的 Éire 形象。

Hibernia即为拉丁语中爱尔兰称谓，词源为爱尔兰神话中的大地女神 Ériu。这一名称自原始印欧语词汇 *Φīwerjon 演变而来，意为富饶的土地。后演化为 Éire，是今爱尔兰国名的由来（英语称 Ireland，爱尔兰盖尔语称 Éire，西部方言称 Erin）。罗马人将其与拉丁语词汇寒冷 hībernus 结合，便得到了爱尔兰的拉丁语称谓 Hibernia。

希伯妮娅最初被设定为不列颠妮娅的妹妹，柔弱而无助，需要由姐姐来庇护。这一形象更多地被联合派（Unionist，亲英派系）所使用。共和派则倾心于凯瑟琳·妮·霍莉安（Kathleen Ni Houlihan，意即“霍利安之女凯瑟琳”）的形象。后者由叶芝与剧作家伊莎贝拉·奥古斯塔（Lady Isabella Augusta Gregory，1852-1932）共同设计，初登场于1902年首演的同名独幕剧。本剧女主人公凯瑟琳·妮·霍莉安象征着一个统一、自由的爱尔兰国家，号召人民为她而战。

风暴已起，它酝酿于名不见经传的塔拉小丘郡，即将席卷整个维多利亚，甚至可能触动泰拉大地表面脆弱的平静。田野麦浪鼓动，他们的声音，甚至压过了工厂机器与枪炮的轰鸣。

风暴之中，有人哀痛悲戚、有人放声怒吼；有人笔耕不辍、有人谨小慎微；有人满腔热血、有人冷眼旁观；有人心怀怜悯、有人另有所图；有人舍生取义、有人向死而生。

塔拉的命运何去何从？他们在等待，我们也在等待。

瞭望风暴者，无论身处何地，亦难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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